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领导人正忙着准备即将举行的第四届人大会议。在讨论副总理候选人时，毛泽东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问题：

老周，关于副总理的人选，你有什么建议吗？

领导，我觉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应该能够代表各个阶层，需要兼顾工农商学等不同群体的利益。

“讲得好！在那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里，我觉得陈永贵挺出色！”

他在大寨干得可真不赖！

没错，咱们国家正需要一位像他这样精通农业的副总理。

陈永贵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何对他如此器重？

事情得追溯到1963年那会儿。

【一、毛主席树立农业干部典型】

1963年夏天，山西昔阳县大寨村遭遇了一场罕见的暴雨，洪水肆虐，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灾难。陈永贵当时正是这个村的负责人。

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大寨村的农民们半年来的辛勤耕耘化为泡影，许多家庭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家园。

最糟糕的是，陈永贵和队员们辛辛苦苦十几年建成的梯田，一场洪水全给毁了。

山西省委了解情况后，立即安排从国家储备中划拨一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用于支援大寨大队解决当前困难。

山西省委对此事感到非常惊讶，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的全体成员经过商议，做出了一个“三不三保”的承诺：他们不接受救济粮食、不领取救济款项、也不接受任何救济物资；同时，确保村民的口粮供应充足、村民的收入不减少、上交给国家的粮食数量也不减少。

无论是省级还是地级领导，都难以相信大寨村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居然能做到不向国家要粮、要钱、要物资，同时还能保证粮食产量不减少、收入不降低、社员生活水平不下降。

有人觉得，陈永贵和大寨村党支部的计划过于理想化，不太现实。

面对外界的种种质疑，陈永贵选择不予置评，他坚定地要用实际行动来回应这些声音。

1963年秋天，大寨村在陈永贵的组织下，大家齐心协力，忙着修整梯田、重建房屋，还补种了庄稼。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动，到了收获季节，粮食产量大幅增加，村民们迎来了一个丰收年。

今年的粮食收成不仅没减少，反而比去年还要高，每亩地能产出700多斤，总共收获了20多万斤。大家的口粮够吃了，还给国家上交了10多万斤。新盖的房子，看起来也比以前的更漂亮了。

得知结果后，大家更坚信陈永贵和大寨党支部的领导，这在那个年代确实是个惊人的成就。

山西省委对此事迅速作出反应，派出工作组前往大寨进行实地调研和全面梳理。

经过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和多方核实，省委正式确认大寨取得的成就是真实可靠的。大寨的发展模式具有先进性，陈永贵同志的领导工作也是正确有效的。

因此，山西省委把大寨大队评为农业生产的模范单位。

11月，山西省委发出号召，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尤其是村支部，要学习大寨的先进经验，学习陈永贵的优秀品质。在省委的推动下，山西迅速掀起了一股学习大寨精神和陈永贵事迹的热潮。

“三不原则，三多态度”，这简单的话语浓缩了那个时代普通百姓靠双手打拼、吃苦耐劳的可贵品质。

国家正需要这样的榜样来鼓舞人心，中央广播电台不断播放大寨和陈永贵的故事。1964年年初，《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寨之路》的专题报道，还加了评论文章。陈永贵和大寨村的名声越来越响亮。

1964年3月27日，毛泽东主席乘火车前往南方，实地考察农村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展。抵达河北邯郸后，他停留了数日，特意邀请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和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到火车上，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

毛主席跟陶鲁笳谈话时提到：

"山西那边的农业情况现在如何？"

在我们昔阳县，大寨大队在陈永贵书记的领导下，创造了“三不要，三不少”的壮举。

什么是“三不要，三不少”呢？

陶鲁笳简明扼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陈永贵的事迹：他带领村民在洪灾之年成功增加粮食产量，《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寨之路》一文，详细报道了他们的奋斗历程。此外，陈永贵还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一万多名党员干部分享了大寨的成功经验。

毛主席听后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我没读过《人民日报》那篇文章，也不清楚北京市委邀请陈永贵的事，但我对陈永贵这个人挺好奇的，你手头有关于他的资料吗？

"好的，我稍后让助理给您送过去。"

“陈永贵这个名字怎么写的？”

他姓陈，耳东陈，名字是永贵。这人没读过书，大字不识一个，是个粗人。

不识字的他却能成就一番事业，确实是个能人。你可别忘了把他的资料给我。

“明白了，主席！”

周恩来接到毛主席的电话后，马上搜集了许多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资料。他在翻阅这些资料时，深深被他们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所感染，觉得陈永贵和大寨完全值得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出于谨慎考虑，他选择先不向主席直接表达意见，而是给陶鲁笳打了个电话，安排他带队前往大寨进行深入细致的实地考察。

陶鲁笳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在大寨实地考察了二十多天，最终完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报告对陈永贵个人作出了高度评价，同时也赞扬了大寨大队展现出的吃苦耐劳、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

5月25日，毛泽东返回北京后，陶鲁笳把陈永贵和大寨的先进事迹材料送到了主席的办公桌上。

毛泽东认真看完了这份材料，他对陈永贵的所作所为非常欣赏，高度认可大寨的做法，同时也被大寨人民在困难条件下创造出的成就深深打动。

从那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大寨村和它的带头人陈永贵印象深刻，久久不能忘怀。

1955年5月，毛主席在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

要让农业真正强大起来，就得学山西昔阳大寨大队的榜样，不靠国家拨款，不向国家要粮。要坚持自己动手、努力拼搏的作风。

六月初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毛主席与周总理向与会成员详细介绍了大寨的实践成果和陈永贵的突出贡献。主席强调：

发展农业要发扬大寨的奋斗精神，依靠自身努力创造美好生活。

可以看出，此时领导人已经初步提出了“向大寨学习农业经验”的号召。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

大寨在农村建设和农业发展方面树立了优秀榜样。

12月26日这天，正好是毛主席71岁大寿，他特别邀请了刘少奇、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还有钱学森、邢燕子、陈永贵等各条战线的优秀代表，一起共进晚餐。

那天，陈永贵特意在破旧的棉袄外面，加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色对襟夹衣，头上还包着白毛巾，看起来完全就是一个朴实厚道的山西农民模样。

毛主席走上前，热情地握住他的手。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憨厚地笑着。主席示意他坐到身边来。

在那段时间里，主席跟他聊了很多。

领导表示：

“你对农业可真在行！”

陈永贵没听明白毛主席讲的湘潭方言，周恩来在一旁帮他翻译。

领导夸你是种地的一把好手。

陈永贵赶紧摆了摆手。

我不过是个种地的，文化水平不高，称不上什么行家。

领导表扬他说：

你帮我搞定了那个让我头疼很久的难题，说你是个行家一点也不为过啊！

我还有机会为主席做点事吗？

没错，正是你们大寨的实践经验，为解决全国六亿人民的温饱问题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方案。

您太抬举我了。

“你现在多大了啊？”

“领导，我已经年过半百了！”

“转眼就五十岁了！家里人最近都挺好吧？”

家里人都挺健康，就是在忙农活的时候有点辛苦。

干活儿的同时也得照顾好自己，健康可是打拼的根基啊！

随后，毛主席向在场的人员介绍了陈永贵的情况：

陈永贵是个农业行家，但他和普通专家不一样，既有实际经验又有理论知识。他比那些只会按书本讲课的大学教授强得多，也比那些不接地气的干部更有能力，他们都没法跟陈永贵相提并论。

陈永贵作为一名普通的地方干部，能获得毛主席如此高度的赞扬实属不易，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对他的特别看重。

最后，主席还给他打气说：

你要多读书，把工作中的心得体会写成文章，传授给领导干部，帮助他们更好地掌握辩证思维。你得坚持吃苦耐劳、深入群众的优良传统，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朴实作风。同时，你要带领大寨群众开展农业科技研究，努力增产增收，为全国农业发展树立榜样。

我坚决服从主席和党的领导，始终不渝地跟随主席推进生产工作，全力以赴，坚持到底。

周恩来后来特意安排时间，三次前往大寨的虎头山考察。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更是表示，自己去世后希望安葬在虎头山。尽管毛主席本人没有亲自到大寨视察，但他已经发现了一个与自己理念高度契合的农村发展样板。

在大寨的发展过程中，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支持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报纸、广播和电影等媒介，大寨的故事迅速传遍大江南北。特别是那句“一道清河水，一座虎头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经典口号，让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地方。

【二、陈永贵当过“汉奸”？】

陈永贵得到中央表扬后，回到山西就被选为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没过多久又当上了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从此正式走上从政道路。

1968年9月，一些部队领导注意到，陈永贵在准备参加“九大”时提交的个人经历材料中，存在重大的历史疑点。

在他27岁的时候，也就是1942年，他曾经为日本人做过事，担任过所谓的“维持会”会长。

日本军队攻占了昔阳县，接着也派兵进驻了大寨。他们想在大寨搞个“维持会”，让村民们选个人出来当会长，也就是村长或者代表的意思。

大寨的村民们都不愿意担任这个会长职务，经过一番考虑，他们最终决定推选村里的“外地人”陈永贵来担任这个角色。

陈永贵心里是一万个不乐意。他本是个热血青年，一心想着加入八路军，拿起枪杆子打鬼子。可那会儿八路军玩的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他跑了好些地方都没找着队伍。一回到大寨，乡亲们就硬推他当"维持会"的头头，这不是明摆着寒碜人吗？他打死也不愿意干这差事。

就在这个时候，有个卖布的曹老板，主动联系上了陈永贵。

“你来当这个会长，我觉得挺合适的！”

陈永贵正要发火，对方赶紧表明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我是八路军独立营的战士，上级安排我来跟你谈谈。

“这是真的吗？”

“绝对没错！”

“说说看，你凭什么能当这个会长？”

你想想，如果当上了鬼子的会长，明面上是在给他们办事，实际上却能暗中帮八路军摸清鬼子的动向，这同样是在为抗日出力！

“这主意不错！”

没过多久，日本兵再次派人来询问谁愿意担任会长，陈永贵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表示愿意承担这个责任。

“我上！”

他成为会长后，顺理成章地加入了日本侵略者组建的"新亚反共救国会"。凭借这一身份，他得以深入敌营，掌握日军的行动信息，并迅速将情报传递给八路军。

日本兵交代的任务，他总是找各种借口推脱不干。

时间一长，大家慢慢发现陈永贵这人有点不对劲，最后还抓到了他偷偷给八路军传递消息的证据。

他被抓进监狱，遭受酷刑折磨，对方想从他嘴里逼问出八路军的位置。

陈永贵一直保持沉默，就在日军要对他执行枪决的紧要关头，八路军成功收复了昔阳县，他因此逃过一劫，捡回了一条命。

日本投降后，由于曾在敌占区担任"维持会"会长，他在乡亲们眼里成了卖国求荣的叛徒。

他试图为自己开脱：

"我明明是给八路军办事的，还帮他们传递过很多重要消息，怎么一转眼就被说成是汉奸了呢？"

整个村子没人信他那一套，大伙儿都觉得他当初愿意当这个会长，就是冲着日本人许下的好处去的。

唯一了解真相的曹姓布商，早已不知是遇难了还是远走他乡，陈永贵如今百口莫辩。

虽然村民们以叛徒的罪名批斗了他，但并没有下狠手要他的命。大家其实都清楚，他当上会长后，并没有帮日本人干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所以只是走个形式教训了他一顿，就把他给放了。

陈永贵面对过去的错误，内心十分煎熬。当部队领导严厉指责他时，他忍不住失声痛哭。

我犯了大错，不该对毛主席撒谎，我要亲自去北京向他认错道歉！

军队领导把这件事汇报到北京后，政治局委员陈锡联转达了毛主席的看法：

毛泽东主席得知此事后，明确指示今后不得再提起这个话题。

毛主席力挺陈永贵，使他成功当选为"九大"代表，并进入主席团，最终在大会上被推选为中央委员。

【三、进入中南海】

197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陈永贵依然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成员。

经过毛主席推荐，在众人无异议的支持下，他顺利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4年，毛泽东和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正在为即将举行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做准备。在讨论国务院副总理人选时，毛泽东向周恩来征求意见。

“恩来，对于副总理的人选，你有什么推荐吗？”

领导，我觉得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应该能代表各行各业，农民、工人、商人这些群体都需要照顾到。

“讲得挺好，我认为从农村走出来的干部里，陈永贵是个好样的！”

"他在大寨干得挺出色啊！"

没错，我们国家正需要像他这样精通农业的人才来担任副总理。

之后，毛主席和周总理还专门询问了几位资深老同志的看法，大家一致支持陈永贵出任国务院副总理一职。

某日，周恩来特意约见陈永贵，向他透露了可能被提名为副总理的消息。

他略带尴尬地开口道：

“总理，我读书不多，能力有限，恐怕胜任不了副总理的职务啊！”

“永贵同志，你是党员吗？”

“没错，就是我！”

作为党员，就得听从组织调遣。副总理这个位子，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坐上去，你倒好，居然还不乐意？

周总理，我从小就在地里干活，是个地地道道的庄稼人。

咱们国家选拔领导人不讲究家庭背景，李自成以前不就是个普通农民吗？谁能料到他后来能带兵攻进北京，让崇祯皇帝走投无路自尽呢？所以说，尽管放开手脚去干，不用有太多顾虑！

陈永贵最终不太情愿地同意了。

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们通过投票，一致推选周恩来担任国务院总理。此外，大会还选出了12位国务院副总理，其中陈永贵位列第7。

在昔阳县的一次干部会议上，陈永贵情绪激昂地表示：

纵观历史，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很少有领袖会将一个不识字的农民直接任命为中央高层。马克思没有这样做，列宁也没有。但毛主席做到了，这在历史上是首次。这充分说明毛主席真正信任并依赖普通百姓，他始终与人民紧密相连，从群众中汲取力量，又回馈给群众。

升任副总理后，他被安排住进了戒备森严的钓鱼台3号楼。习惯了无拘无束的他，对这种环境很不习惯。虽然常常外出散心，但每次回到办公室，面对堆积如山的文件，他总感到压力山大。

五月份，他写信给毛主席，表达了想多去各地看看的愿望。他提出了一个“三三制”的计划：三分之一时间待在昔阳，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各处走走，剩下三分之一时间留在北京。此外，他还提出要搬出钓鱼台住。

毛主席读完他的信后，在信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没错，钓鱼台那里根本钓不到鱼。

他成功地从钓鱼台搬了出来。

【四、不改农民本色】

陈永贵虽然当了大官，但他骨子里还是那个朴实的庄稼汉。

他在北京参加会议和处理工作时，依然穿着山西农民的服装，没有更换。他表示：

我这辈子干惯了农活，突然让我换上中山装，浑身都觉得别扭。

在担任副总理时，只有他一个人去了北京，老婆孩子还在大寨种地。山西省委建议把他全家户口都转到北京，他气得拍桌子反问。

“谁要是敢这么做，试试看！”

陈永贵没有领取副总理的薪水，他的生活费用完全依靠大寨生产队给他记的中等劳动力工分。他的粮食也是通过将大寨分配给他的粮食出售，换成全国通用的粮票，然后在北京使用。

中央考虑到他经济困难，每月会额外给他36元生活补助，山西省也提供了60元的兼职补贴。即使加上这些补助，他们全家每月的总收入依然不多，几乎剩不下什么钱。

陈永贵作为高级干部，本来能享受国家提供的优质食品，但他生活十分简朴。平时一日三餐就是简单的小米粥或馒头配咸菜，吃得非常朴素。只有家里来了客人，他才会稍微改善一下伙食，但也只是换成面条而已。

他抽烟特别凶，在老家时抽的是自己种的土烟，后来到了北京就改抽便宜的香烟，但质量很差，一抽就呛得直咳。他晚年患上肺癌，很可能跟长期抽这些劣质烟脱不了干系。

住进中南海后，他坚持自己打理日常生活，像叠被、洗衣、扫地、沏茶这些事都自己动手，还经常跟警卫员争着做。他总说：

我自己还能活动，暂时用不着你们插手。

他在北京闲来无事，把家边上的荒地都整了出来，种了些豆角、黄瓜啥的。菜收多了自己吃不下，就送到警卫班的食堂里。

陈永贵担任副总理期间，工作非常认真负责。他跑遍了全国各地，深入基层开展调研，并向中央提交了很多关于农业发展的建议。他的这些想法得到了不少农村干部的认可和拥护。

陈永贵一直坚持清廉自守。有次他去墨西哥出差，中国驻墨西哥大使姚广发现他们每人领了20元外汇券，就提议大家可以用这钱买块手表。

他表示：

非得去国外就得换上洋表吗？你看周总理不也戴着咱们国产的上海表嘛，这东西真没必要买，真没必要。

1980年后，陈永贵卸下了所有职务，国家为他在北京东郊农场安排了一个顾问的岗位，让他能够赚些养老费用。他主动退还了国家配给他的公务车等物品，搬到农场附近居住，每天步行或乘公交去上班。

他在农场挂了个顾问的名头，说白了就是闲差，没啥正经事可做。但他却格外上心，天天泡在农场里转悠，不是盯着庄稼长势，就是研究病虫害，连肥料搭配也要亲自过问。平时过日子，他依旧保持着勤快、节省的作风，农场上下都对他赞不绝口。

1986年3月26日，陈永贵因肺癌病情恶化，在北京去世。

3月29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讣告：

陈永贵同志是全国知名的农业模范，曾获得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充分肯定。他始终坚定跟随党的领导，带领乡亲们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按照他的生前愿望，亲属将他的骨灰带回了大寨村，将其撒在虎头山顶，并在那里竖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

你的成就无人能及，贡献深植人心！

这短短的八个字，生动地总结了他一生在农田里创下的成就。他从虎头山起步，得到国家重用，离世后又回到生他养他的地方，或许这就是他最好的归宿吧！